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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长恨传》:元和元年冬十二月,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,鸿与琅玡王质夫家于是邑,暇日相携游仙游寺,话及此事,相与感叹。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:“夫希代之事,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,则与时消没,不闻于世。乐天,深于诗、多于情者也,试为歌之,如何?”乐天因为《长恨歌》。……歌既成,使鸿传焉。
陈鸿,籍员不详,贞元二十一年进士;王质夫生平籍贯俱不详。据陈鸿《长恨传》,他与王质夫都是因应试或读书,元和元年闲居于盩厔县,并与当时任县尉的白居易相识。仙游寺,在盩厔县境内仙游寺中。唐玄宗是希此君主,他创造了开元盛世,却又因自已晚年的荒堕,酿成了乱起仓促、贵妃死于马嵬的苦果。唐玄宗又是风流绝顶的君主,元稹《行宫》诗“白头宫女在,闲坐说玄宗”,说明当元和之际上层、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玄宗的故事,尤其是他与杨贵妃之间的生死爱情乃至于种种“绯闻”。白居易、陈鸿、王质夫游仙游寺,三人之间的中心话题,也是这些所谓的“希代之事”。三人谈兴甚浓,于是商定由陈鸿写《长恨传》,由白居易写《长恨歌》。白居易《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》诗首二句说:“一篇长恨有风情,十首秦吟近正声。”白居易颇为自诩的《长恨歌》就是在朋友间酒酣耳热谈兴甚浓之间酝酿而成的。
陈鸿《长恨传》中说到传、歌的写作意图是“不但盛其事,亦欲惩尤物,窒乱阶,垂于将来者也”。纵观传与诗,似乎都没有做到这一点。尤其是《长恨歌》,诗的前半部分对李杨荒淫误国持批判态度,到了后半部分,则陷入于李杨感情的纠葛之中,变成了对李杨爱情的同情甚至歌颂。究其原因,是因为唐玄宗毕竟是一代英主,他所谛造的开元盛世一方面一去不复返,一方面也成为中唐人怀念向往的理想。《长恨歌》的写作很大程度上以当时人们的感情为依据,又加入了许多传说的成分,“市民文学”的色彩颇浓。理性思考的淡化,《长恨歌》主题的矛盾以及诗中叙写李杨燕昵之私的详悉,都与仙游寺闲谈的气氛分不开。
《长恨歌》见《白居易集》卷一二,诗长不录。